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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的空间生命无法选择,生活可以选择
September 26 假蛋白更深层问题探究(转载自芳芳的空间)现在三鹿假奶粉事件在全国上下炒得沸沸扬扬,制奶企业和政府一制把矛头对准了原料奶和不法奶贩,但事件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看看三聚氰胺: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低,基本不肯能直接添加;对于媒体所说的加入苯甲酸钠等表活剂增加溶解性,但实际上只要加了这些化学品,乳酸菌就不可能生长,那么企业(很多奶粉企业也做酸奶业务)很快就能发现牛奶有问题,就应该分析原因和处理掉。而且按照三鹿的说法他们有两种检测方法是很简单检测出来的(“进行煮沸实验和酒精稳定实验,如果发现气味异常或状态异常,拒绝收购;四是进行微生物检查,通过发酵实验和仪器检测,判断牛奶中是否含有杀菌剂、防腐剂、抗生素等成分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07/018155.shtml”,对于含有这些成分的牛奶,也在拒收的同时进行处罚;而最后一项才是营养指标化验,三聚氰胺只能通过这道检测关,而参假的鲜奶前几关都通不过怎么能到最后一关?除非前几关均不检测。)否则就是他们在明知有问题的情况下把牛奶最后做成奶粉(难道这就是奶制品行业的行规的本质来源:最好的原料做酸奶,最差的做奶粉)。 再者,是否真是原料奶出问题,也可以从奶粉中检测出来: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检测三聚氰胺的颗粒大小,我们知道对于添加表活剂溶解的三聚氰胺,其粒径会大大降低,远低于工业级三聚氰胺颗粒。可以利用塞分的办法,测量不同粒径下的奶粉内三聚氰胺的含量,这样就可以知道三聚氰胺的颗粒大小分布,在与工业三聚氰胺做对比。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奶制品行业中很多都是最后添加植物蛋白,是否存在企业过度添加植物蛋白而减少奶蛋白(鲜奶)的含量?而三聚氰胺更加容易加入的办法就是混进植物蛋白内,增加蛋白含量,使其表观含量达到动物蛋白含量。也有可能是本身植物蛋白主要原料(大豆)的价格上涨导致一些厂商往质量差的豆粕里面加入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表观含量(这也可能是国家大豆政策失败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将会引起国内食品行业更大的地震。因此国家应该对此引起重视,彻底检查动植物蛋白和饲料以及食用豆制品内三聚氰胺含量。 艾未未(转载自“哈佛设计”) 除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的身份外,艾未未还有不少可以让人羡慕的头衔:旅美艺术家、中国前卫艺术代表、“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按常理说,这样拽的人物肯定会为爱惜自己的形象而在媒体面前谨小慎微滴水不漏。艾未未显然是个例外。
这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人,一边对着镜头旁若无人地大嚼花生米,一边用他惯有的极具颠覆性的语言说:“我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觉得名利都是非常无耻的东西。”另类家居史:半穴居.地下室.大仓库艾未未首先让人惊诧的就是他的房子。 五环开外,机场辅路,铁路桥东。一座占地足有两亩的院子坐落于名为草场地的村子里,一旁有高大的白杨正在风中凋落仅有的叶子,落日的光照在裸露的青砖墙壁上愈显凄凉。从院门口的牌子上看到“文件仓库”的字样,这就是艾未未的家了。 艾未未的房子叫“仓库”的确贴切,与798厂里那些包豪斯式的建筑风格颇为相像。室内凡是能去掉的阻碍尽皆消除,甚至二层的栏杆也只是一根粗的铁管,扶在上面让人不觉心悸。你能想象马桶可以无遮拦地摆放在房子里吗?而艾未未的马桶更像一件家具。他说,因为二层本身就是相对私人的空间,有足够信心保证别人不会在他方便的时候冲进来。 艾未未谈起这个别人看起来奇怪的房子时已习惯轻描淡写。据知情朋友透漏,这所堪称庞然大物的院子光青砖就用了13万块,另有80吨水泥、7.5吨钢筋和45方沙石……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数居住方式确实非常糟糕。我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留有自己的空间。”艾未未对自己的居住状况挺满意。如同别人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在回避各种潮流,却又不自觉地成为潮流的引导者。由艾未未、张永和等人设计,建在通州的“运河岸上的院子”已成为富人眼中的时尚居所,预计每平米售价超过1500美元。 艾未未的“家居史”更是令人大开眼界:“文革”中,艾青全家被流放新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住“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上面蓬上树枝,相当于半穴居生活;在美国纽约生活了12年,他几次搬家都住在租金昂贵的曼哈顿。 艾青“逆子”:纽约“洋插队” “海归”玩SOHO在文学史上,如果说西方的现代诗人是喝着波德莱尔的乳汁长大,那么中国的现代诗人不曾受过艾青影响的也寥寥无几。但当你见到艾未未的时候,却发现他不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艾未未更擅长的是颠覆,用他即兴的语言,推倒既成的标准和艺术的樊篱,也包括他自己。 “我什么家也不是,就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他从容地否定自己,话语轻飘飘脱口而出。 但在许多人看来艾未未的成就却是多方面的。在他成长的不同时期,他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最早让他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他的画。 1979年春天,第一届“星星画展”开幕,艾未未作品参展,轰动一时,这被艺术界称为新时期中国第一次先锋主义作品的展览。 谈起这些,艾未未说:“当时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需要发泄,发泄出来就好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什么。” 1981年,艾未未在大多数人都觉得“肯定有毛病”的情况下退了学,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个去美国学艺术的学生。但即使是在美国纽约,他也不肯中规中矩地读书。也就是安安稳稳读了两年书,别的时候他就帮人家干体力活,赚生活费。当然也练习了一些别的技巧,摄影就是他喜欢拿出来说的。在艾未未的相册里,如今的音乐大腕谭盾在街头拉小提琴,意气风发的表情很是灿烂。 后来,艾未未回国。雕塑、建筑、影视等都做过,也喜欢策划一些展览,搞当代艺术。他会大谈“男人是猪,女人是女人”,也为SOHO现代城设计小区雕塑。 诗人的基因依旧传承,但在艾未未这里显露峥嵘的却是一腔热血的诗性。“我是一个天生叛逆的人,这可能与父亲有关。他告诉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目的主义者:做事单刀直入讲话“不必算数” 11月16日,艾未未在重庆遇到了麻烦,因为与国航的一位空姐争吵了几句,他差一点被警察带走。 那次是艾未未与罗中立、叶永青等几位艺术家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可是他们刚刚登上飞机,还没坐好,飞机就开始滑行。艾未未就对一位空姐说:“我走过多少国家,飞机坐过一万次,从来没有哪一架飞机是乘客没有坐定就开始起飞的。”见空姐态度不冷不热,艾未未生气了,骂了一句“真是一脸无耻相”。于是争执起来,机长报警。后来呢,就是航空公司“深表歉意”,问题解决。 对此,艾未未说:“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就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赔偿期待,只是感觉一件原本很小的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大,中间没有人来解决,幸好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公安局去,要不结局可能更麻烦。” 从这件事来看,艾未未好像挺厉害的,他单刀直入的语言的确够杀伤力。但和他熟悉的人却并不这样以为。帮他打理画廊的是一位中文名叫“华月“的外国小姐,华月说:“他人很随便的,从来不会刻板地做事情。”一位自称是“街坊”的人也说,艾未未人很不错,自己没事的时候经常来蹭饭,而且“帮别人忙从来不收钱”。见到艾未未策划的展览,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著名行为艺术家马六明都会远远跑来看,关系融洽得很。 如果拿以前说的话来问艾未未,他有时会很恼火,冷冷地回答,自己说的话太多了,怎么会记得?然后,实在想不起来就说:“我今天和昨天说的不一样,明天说的和今天说的也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这些话一股脑儿地抛出来,让那些正要怪他不履行承诺的人无可奈何。 一个摆脱烦琐细节的人是直率的,而一个不受道德禁锢的人则是可怕的。艾未未喜欢的是直达目的,他不甘心受到羁绊。“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谈论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艾未未的影子并不高大,肚子早已经凸出。他很旁若无人地嚼着花生米,在挂满了大幅油画的仓库里踱着步。 生活中的艾未未 艾未未,前卫艺术家,这两年在艺术圈是非常的活跃,他位于北京五环路旁的家已经成为朋友们喜欢聚会的场所。应该说艾未未的艺术追求非常的广泛,但是他的家却非常简单质朴,外墙是青砖砌的,屋里的水泥墙也没有涂涂料,地上也没有铺瓷砖。艾未未是在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体力行,营造着一个契合环保理念的绿色空间。 记者:这个院子的树是后来您后种的是吧。 艾未未:对呀,这儿原来是一片菜地。 记者:是租的还是买的? 艾未未:租的,是这个村子里的一块菜地。 记者:你付租金,租完了以后盖的这么一个房子,作为工作室用。你这个院主要是用砖结构是吧? 艾未未:它是砖混结构,基本做法是我希望它保持了清水墙的这种做法。所谓清水,就是说这个砖本身砌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是勾了一些线,就是砖缝之间连一下。实际上这个砖的做法就是农村的,或者北京市里很多原来的房子都是这样做的。那么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太廉价的材料,或者说我们有了更新的材料就不去用它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很多最基本的材料没有用好,都没有发挥到它应该发挥的程度。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记者:火车 火车 艾未未: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这个地儿。我看到这个地儿有火车,然后我自己对火车又很有兴趣,它能够时不时的两三个小时过去一次,那么能提醒我一个时间上的变化。 记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想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这有火车你怎么能住这儿? 艾未未: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 记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肯定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判断来生活的。那你这些邻居都是当地的村民? 艾未未:对 记者:他们对你这屋子有什么说法 艾未未:他们看我这房子说,这个房子没盖完吧。 记者:为什么呀,是因为没贴瓷砖是吧 艾未未:对,他们有的看到我的屋里说,是不是这个装修钱不够了就没装修啊。我说对对对。 艾未未纯粹按自己的想法建造的房子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样板,参观者成群结队,更有多家媒体报道,在挑战大家视觉经验的房子里面,似乎又让人产生一种颠覆了什么的感觉,引人玩味和思索。 艾未未:我不希望很快会被这种巨大的拆迁,各种给代替掉了,我想把房子做在火车道旁边。记者:发展商是不是会比较回避在这里建房 艾未未:有这么一个考虑,另一个就是我不开车。这里有机场辅路,所以经常有机场放空的车,对我来说交通很方便。 记者:为什么不开车呢?是刻意的不去开吗? 艾未未:我不太喜欢这个汽车驾驶的这种感觉。虽然我在纽约12年,但是我还是没有欲望去驾驶。这么一个大铁壳子满街跑 ,对我来说不开车很舒服,坐在里头不用去考虑很多交通方面的问题。现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一个城乡结合部,应该说是和城市和这个自然保持一个中间地位,有一种疏离。 记者:但是如果这个地位没有了,你是选择城市还是选择自然去生活呢? 艾未未:我可能会选择离城市远一些的地方去生活。因为我跟城市没有非常具体的事务,我不需要和很多人必须在一起 记者:不用在城市里忙碌奔波 艾未未:对 而且我曾经在最拥挤和繁华的城市待过,那个瘾我已经过够了,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安静的生活。 他是诗人艾青之子 他是旅居纽约的青年艺术家 他是当代中国实验艺术的领军人物 艾未未:我这一生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分三大块:我第一块是在新疆,在新疆待了将近20年;在纽约又待了将近12年;剩下的时间在北京。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家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一个我们新疆叫地窝子,就是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上面蓬上了树枝,就是潜到地下去。 艾未未:对,基本上是比较原始的一种住房。 记者:到纽约以后呢? 艾未未:纽约我十年当中搬了有十几次家 记者:那住在什么样风格的房子里呢? 艾未未:那风格就五花八门了。从我们现在叫STUDIO的这种单间式的工作室式的,到LOft 就是画家的我们叫像通仓,仓库式的这种,再到地下室。 记者:又住在地下室。 艾未未:地下室也住过,对地下室情有独钟,当时《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先进去的地下室是我的房子。 记者:那就是您住的地方? 艾未未:对! 记者:从很空旷的新疆一下子到了纽约,钢筋水泥一样的丛林高楼大厦几乎把天都遮住了,那时候感觉怎么样? 艾未未:那么我记得飞机,从纽约要着陆之前,在纽约上空盘旋的时候,我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流下了眼泪。我觉得底下一片灯火,人类怎么会有那种激情?或者说人类的疯狂啊全部都在那儿燃烧着,像珠宝一样,整个像一盆珠宝。所以当时那一幕我还是印象很深刻。 记者:比如说新疆,它给您留下了一个颜色,或者一个味道,和纽约给您留下的颜色和味道肯定不一样吧? 艾未未:对!在纽约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闻到地铁里的金属相摩擦,那种粉末的颜色,或者是油漆的颜色,或者是汽油在大城市当中蒸发的颜色,还有人群的这种各种人体上发出来的味道,但我是历来对这种不自然的味道是比较敏感的。我不太喜欢这种包括法国香水,我就觉得是极难闻的一种东西。新疆,可能是跟我在新疆的经历有关,我们童年完全是在非常野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所谓菜啊 ,水果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直接从秧子上摘下来的。那个吃到嘴里的口感、气息完全和今天我们在市场上吃的不一样。前些日子我们买的那种西红柿,我一吃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么一种味道?所以现在吃的水果、植物、梨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差得太远了。 记者:最近有没有回新疆去看看? 艾未未:五年前我回去过一次,我住的那个村庄,已经没有人烟了。 记者:为什么? 艾未未:我们住的房子已经是成为一个坑,然后荒废了。就是说人已经可能那个环境还是比地严酷吧,很多人就搬走了,有点像沙漠中故城的感觉。 记者:你刚才说你小时候还种过菜、种过庄稼,现在已经沙化了,是吗? 艾未未:对。我父亲曾经在那儿想写一本书,叫《人进沙退》,但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是沙进人退,很多地方都已经沙漠化了。 记者:有人如果提到绿色的话,我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我会想到亚马逊的雨林。因为我去过那里,那种绿色很浓,化不开的绿。我不知道如果有人提绿色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地方? 艾未未:我会想到沙漠,因为沙漠上几乎是没有绿色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生存,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以后希望找到一棵树都是很难的,所以刚好是和绿色相反的一个概念。因为绿当然可以更绿,像水乡江南,永远是绿茵茵水汪汪的这种感觉。但是没有绿色是什么样 ,我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绿色的时候,同时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生存的一个可能性 艾未未说,一个缺少品质和审美道德的社会,即使再富强,是一个无聊平庸的社会。艾未未自称是艺术的偏执者,他对生活中的审美价值,总有一套自己的评判和审视标准。 记者:您也去过国外很多地方,他们到底对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沟通是怎么做的呢? 艾未未: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和我们的中型城市都在做一个DOWN TOWN,做一个CBD这种概念,但国外他们这种城市建筑是怎么发展的,当然我的主要经验是在美国,它是把自然的东西留给自然,不要去碰它。比如说大面积的绿,一个例子就是纽约的中心公园,它是在曼哈顿中间呢,方方正正地切出了一英里乘三英里这么大的矩形的条块,这个条块当中基本上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只有一些道路必须穿梭进去。周边呢,全部都是像水泥的森林一样的房屋,绝对不会想象到说,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再做点什么,没有。大家觉得把它保持成原始的状态的时候是有最大的好处的 。 记者:东方人在于每一个东西,都是要经过我来处理过,带有中国所谓的文人色彩的想法。就是说一石一草一木都是经过我修整过的。 艾未未:我做过的这么一个,可能是因为南方的土地资源比较贫乏,或者是环境很小。我觉得这个思考是挺值得中国人去想的。就是说什么是自然,自然是不是可能被人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真正的自然我觉得是不可能被人给做得更好的。自然是另外一种力造成的,包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并不是能把自己做得更好的一种东西。你生来你的灵性和你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我觉得是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把人从自然当中完全给移到了一个所谓的知识化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它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状态,而且不但影响我们生存状态,还影响到我们怎么理解外界。我们怎么理解外界,马上就体现到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外界,就出现我们所谓的怎么去改造或者说怎么去创造一个环境。如果这个问题关键的这种本质性的思考,也可以说比较哲学一些的思考,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点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记者:对一个一般的中国的设计师来说,你要只说我做了绿化,好像你什么也没做似的,你必须要做出很多雕塑什么的。 艾未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些方面的手脚。自然它本身这个绿色是最强大的一个符号。 1994年,艾未未从生活了12年的纽约回到了北京,他艺术实践的触角开始延伸到建筑、雕塑、家具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他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声誉。而他本人则更看重那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他希望为人们营造出一个亲近自然的、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他甚至认为,生活中的美学价值要比殿堂中的美学价值更加重要 艾未未:我对艺术作为一个想法,或者作为一个思想我兴趣更大,或者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兴趣更大。对于它做出来某一件产品,或者说是一个雕塑也好,或者是一张画也好,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艾未未说,一个艺术家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肯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工作。他把他的观念贯彻到建筑、雕塑、家具、绘画、编书、策展等方面,但是似乎建筑成为他近年来涉足最多的一个领域。 艾未未:当一个园林绿化这么一个规划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分析,就是说我们这个楼群中,有多少老人,老人爱在哪儿休息,有多少孩子,孩子要在哪儿休息,有多少成年人,他们有这种愿望,有那种愿望。所以在不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听上去很合理的要求,但当时我一看那个规划以后,我就知道这种规划我觉得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规划。当时业主就问我的看法,我说很简单,我们在城市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一片绿。这片绿呢,老人会找到老人的地方,孩子会找到孩子的地方,你不能给它规定一块用地,说这个是老人应该待的地方,这是孩子应该待的地方,这个是应该遛狗的地方而这种规划思路是不对的。在这片楼房当中,人们走下来 ,第一个愿望就是这里有树有草,是一片绿地,不需要什么硬地的广场,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还有亭子啊,还有很多人造的假的什么山啊石啊这种。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概念化的园林,但是这些好像是最常识性的东西,在大多数的小区中,你就看不到,你看非典时期基本上所有的小区的那些广场什么,基本上是不能用的。我的朋友有的在楼里住了一个多月,就没敢下楼。因为没有地区可以待。但是你看北京的四环 五环周边,都有很宽的绿化带,100米的绿化带,按规定。那你同时又看到所有的人想出城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绿化带里去。因为没有出口,这个绿化带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如果这些绿化带在政策上能够让它们打碎在各个小区,小区既能够养护这些绿化带,又能够用这个绿化带。现在等于是一条完全是地图上的一条绿带子,人进不去,所有的北京人要开车到郊区去,那个时候农村又不让进,所以他们就把车停在路边,开开车门,非常可怜的。我看一排车就是把车门打开,只能在车里待着,你要在国外你会看到很多道边的绿色地区,人们可以进去,去野餐,或者是玩,情说爱,带着小孩,遛狗啊 ,实际上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规划当中,好像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了,好像绿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生硬的概念。 记者:你希望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会都按照一种自然的状态来发展? 艾未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中国很多城市做了很多大型的广场,这些广场呢是用花岗岩来做的。在南方日照非常反光,做得又很昂贵,那这个实际上是对,不符合人生存的这种状态的。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当中就见到广场的喷水池,实际上农民只是想用它洗洗脚,很多人就在那儿洗脚。我就觉得设计者为什么不能够从自己的文化当中产生出来一些对环境的理解。比如说中国过去在村落当中一定也有一个相对中心的区域,常常是一个池塘,或者是说一口井,或者说是能够唱大戏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能够做得非常舒适的,它和人的尺度感,还有人怎么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和周边的道路是什么关系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到今天好像忽然我们就什么也不会做了,必须从一些图本上找到一些范例,来按照这个尺寸来做。实际上呢,今天我觉得是一种灾害性的做法,就是把本来是一个很活的生态给做成一个没有什么灵性,完全是很僵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因为父亲艾青的缘故,艾未未被邀请设计浙江金华的艾青公园。但他却看上了这里的水坝,他和主持奥运场馆设计的建筑大师们一起来到了金华,预计不久之后,又一个完全遵循他朴素的环境理念的作品即将诞生。 艾未未:金华是以三江六坝著称的,就是有三条江在那儿会合,旁边有六条大坝,那我当时一看呢,实际上中国的江通过城市的时候,和西方是不太一样。就是说中国人对江水好像是比较畏惧的,所以两边的坝是归水利部门来管的,所以在城市建设当中呢,好像一直是我们要防范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坝修得基本上千篇一律,整个全国都是一样,就是跟生活没关,跟气息没关,跟当地的环境、习惯、文化全都没关系。这个我觉得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貌条件,你这个人自古以来是靠这口水才能够在这儿生存下来。才有了这么深厚的历史。那么今天你是能挖出自来水了,我们就完全背信弃义,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点儿情感没有。当时我就说,我能不能做这条坝,我特别想做这条坝,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坝,没有人要做这种东西。我当时就想,这个坝应该能做得把人能带回到水边上去,让人们能够再接近水。比如有一块地方让农夫,或者是孩子能够下到水里去玩,像我们小时候一接近水,就打水漂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给我们会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那么如果是说今天我们能够在水边变成这么麻木,这也是说明有了什么问题。 记者: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艾未未:人对这一切对自然东西的情感全都发生了变化,你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是怎么兼顾人和自然两边的呢?我其实能做的并不多,我只是想提示一下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大坝的尺寸很大,都用好的材料会很贵,我觉得用很贵的材料本身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损耗,对人的能量,还有包括资源的一种损耗。所以用当地的石材,这是我比较主要的一个概念,当时很多人就怀疑,这个石材能成吗?我说当然可以。石材,比如做法上,我说希望用最朴素的做法,最简单、最明快的做法。那么很多人又会说,我们这样做成吗?为什么不要有一些雕工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还是需要把你自己的一些观点尽可能地让它完成。这样的话在做成以后,人们会每个人都有感受美的能力,他都会说我们没想到一条水坝能做成这样。他马上说你能不能帮我做对岸啊?或者说你能不能帮我做周边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你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件东西展示出来的时候,它才更有力量。 记者:现在中国一直在说要城市化,然后很多农村可能是小型城镇化,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艾未未: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带来很多我们认为并不是很自然的一种做法,比如说我认为 我们谈自然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的田园风光才叫自然,或者说没有经过人碰过的这种绿地才叫自然。实际上,城市作为一个概念,它本身也有相对更自然的城市,和不自然的城市。那么不自然的城市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中国的很多城市,还有小区,那么小区当中 没有城市人能够共享的道路和共享的资源,所以说它是一个一个封闭体,那么只有很宽很宽 越修越宽的大道,这些大道呢,无法使车流或者人流,或者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迅速地向任何一个方向疏散或者行走,人的意志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一个规划的限制,自然的城市它应该像是一个漏勺一样,水能够迅速地漏掉,你打不起来的那水,因为它每个地方都能够很匀致地走。 记者:但是你觉得一个城市,应该自然生长吗? 艾未未:一个自然生长的城市看上去有些混乱,也比一个规划得不好的城市要好。因为在自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在局部地满足了人群的需要。 它至少还是满足了,但是一个规划得不好的城市,它是否认了人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状态。 在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方案”的设计群体当中,依然有艾未未的身影,他被聘为该方案的艺术顾问。 记者:这是奥运场馆的一个模型还是沙盘? 艾未未:这是它室外地面的一个模型。 记者:这个场馆方案的形状很有意思,有很多支叉,当时您是想把它从鸟巢吸取的灵感,还是有什么别的讲究? 艾未未:设计本身是赫尔佐格事务所他们来做的,当然我们都不同程度上参与一些意见,这个构想基本上是出于一个让地面系统和上面,从概念上来说,是相当于一棵大树,底下有个根系,根系呢实际上是四通八达的。这根系实际上从概念上是支持这棵大树的所有的养分,还有它的光合作用,还有这个树本身,它坚实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像这些孔,就是人们怎么样…… 记者:比如说入场口或者商店的位置吗? 艾未未:有些应该是入场口,有些是像天井一样的 采光 对 采光 记者:一般的体育场馆它是一个体育馆还是一个体育场? 艾未未:体育场。绝大多数情况下体育场是OPEN的,没有盖儿的。 记者:我们这个要求呢? 艾未未:它有个盖儿可以盖上 记者:就是里面会有一个盖 艾未未:对,上面有个盖。是一个滑轨,可以盖上,盖上了以后,比如说进行大型演出,它能够有所保证。 艾未未:我觉得现在把绿色给用得比较乱,而且没有涉及绿色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挂一个绿色好像就绿色了。比如说北京曾经有过这么样的报道,就是说我们冬天把这个植物都染成了绿色,这实际上我们觉得是对绿色最大的一个讽刺。为什么,它是对自然的 生命力的一次改变。 记者:人为地粉饰自然 艾未未:对。那么我们今天在谈绿色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强调,实际上我们在强调的本身是不自然的,是违反绿色的一些原则的,所以我觉得让绿色更自然地去绿色比较好一些。 和艾未未对话,最过瘾的就是观念的碰撞。从他特立独行的思考和打破常规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于自然规律的那份尊重与呵护。的确 ,不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实践,他都在顽强地遵循着某种原则,概括地说就是,朴素的是最有效的
August 01 哈利波特在北京飞翔(转载 萧默文章)7月16日晚,在“鸟巢”举行奥运开幕式预演。虽然,理所当然地,只有等到正式开幕,人们才能够观赏到这些景象,但从中央电视台传来了好消息——将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 同样是中央电视台,这几天还忙着另外一椿事:连续表彰几位与奥运有关的几座著名建筑的著名外国建筑师,包括声称要把中国文化传统“逼到危机的边缘”的那位(可以与这句名言并美的还有一位,她一到中国就说“难道周围都是狗屎,我也要与它协调?”)。以及另外两位,坚持他们设计的每平方米耗钢量高达500kg的场馆与每平方米耗钢量只有30kg的悉尼奥运场馆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两回事”,只有耗资超出任务书规定的14倍、最后导致工党政府下台的悉尼歌剧院才配得上与之媲美。而这座场馆,巨大无比密密麻麻的钢架承载的却只是厚仅0.2毫米的薄膜! 此类舆论由来已久,比较近些的可举《光明日报》2006年9月7日发表的叶廷芳先生的长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为例。该文力主中国建筑要与世界“接轨”,赞扬“我国在这方面也确实与世界接轨了”,因为这些建筑“都实行了国际招标,并都让外国高手们中了标”;认为“不管成败如何,这个开头是值得肯定的”,唯一的理由却是未加论证的“艺术没有国界”。 但2007年1月建设部和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却给这种舆论发出了警告。文件强调“以人为本,立足国情”。重申建筑艺术应该“弘扬历史文化,反映时代特征”,“重视保护和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特色”。鼓励“自主创新”,规定“应立足国内组织设计方案招标,避免盲目搞国际招标”。对“一些地方不顾国情和财力……不注重节约资源能源……甚至存在安全隐患”提出了严厉批评。可以说,这个文件也是对从2000年开始的、关于建筑方向问题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的一个权威结论。 就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也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以“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的大幅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面对如此对立的两种指向截然不同的观点,我真的又一次无所适从了。 我只从两点提出质疑:第一,难道建筑不是一种艺术?难道被称为“人类文化纪念碑”的建筑可以超出所有艺术的共通属性,不是文化的外化?文化真的就“没有国界”,随之,“艺术”也“没有国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都可以“不管成败如何”地通通“接轨”?正是文化,才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据,失去了文化,这个民族也就不再存在。 “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保护文化的多元化,尤其对国家性、纪念性、文化性大型公共建筑或城市标志性建筑而言,理应更多地体现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国际建筑师协会近二十年来就一再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如果中国建筑都真的与世界(在当前,其实际所指自然是占据优势话语权的西方) “接轨”了,必会导致民族记忆的丧失。 中国的民族记忆并非完美无憾,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优秀部分,却确有其独具的价值和魅力。改革开放以来30年,是中国自鸦片战争近170年以来国运最昌盛的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逐渐加强,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官方到民间,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继承优秀传统也越来越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 但恰恰在这十几年,却出现了由不尊重至少是不懂得中国文化的一批外国人,主导了我们的建筑思潮,并有人以“接轨”为由为之辩护。其实,只有科学技术这些操作层面的东西,才可以谈到“接轨”(也不是说接就接),而文化,是只可能借鉴而不能“接轨”的。问题至大,不可不辩。 质疑之二是:难道建筑是一种 “纯艺术”? 后者的某些创作属于个人行为,花的是自己弄来的钱,又没有什么物质性功能,表现的是个人的观念,与能源、环境也不会有太多关联。作为个人,人们自有选择的权力,但即便这样,作为一种文化,“接轨”对于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一位美术理论家在他的《能提倡文化接轨吗?》(见本文后附文)中问道:是曹雪芹接巴尔扎克的轨?还是毕加索接齐白石的轨? 建筑师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钱,作为建筑艺术主要体现者的多数公共建筑,更都是纳税人的辛苦钱,难道可以不顾国情和建筑的功能本性,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由着外国人的性子,表现他们的个人“张力”? “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保护环境和强调节约资源。近些年吹来的这股建筑洋风却背离了这一原则(“水立方”或许例外)。从一开始争论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虽然多数人已早有共识(凤凰卫视网站对国家大剧院的民调表明,不认同者竟占到88.6%),但从理论界舆论界视之,情况仍令人忧虑。 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些中国人付出如此之高物质和精神代价的作品,几十年以后,真的会成为设计人和他们的辩护人一再保证的“举世的典范”?诚然,世界上确实有当时并不叫好,后来却证明是好的事物存在(这句话,今天已成为替这几座建筑辩护的毫无例外的套语了)。但是,也有着当时被疯狂崇拜恨不得推向世界如今却被彻底否定了的东西。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在建筑还是更多方面,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可以肯定,后一种还占到多数。虽然痛心,我倒是更加相信,随着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和能源、资源、环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它们的荒唐只会更加为人所唾弃。 2002年10月,德国人冯•格康在中国举办“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展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只有故宫、天坛和长城是不可替代的。不客气地讲,北京的现代建筑没有一个是尊重传统的。……现在北京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美国化的,就像是鸡尾酒。我看到太多的北京建筑在追求一种表面化的东西。”他善意地指出:“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应该考虑和当地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冯•格康的言说可能有点刺耳,或许言过其实,但很值得我们思考。 这类被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极力推荐给中国的追求新、奇、特、怪、洋的东西,其实在西方都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设计中央电视台那座扭七拐八新楼的外国建筑师自己也承认:“这一建筑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显然,中国已成了这类建筑师的最后一块表演场。 赵汀阳在他的《观念图志》中对这类“艺术”作过这样的评论:“他们需要突破,突破本身变成了艺术的任务和目的,开始是为了突破古典艺术概念,后来变成互相突破其他艺术家的思路。艺术不再追求成熟和完美,而是追求叛逆、造反、破坏、革命、另类和变态。”这些艺术家所遵循的,只“是一些也许打破日常规则的肆无忌惮的想法”。 当然,对于一些外国建筑师朋友和与我观点相异的人士力求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新形象的良好出发点,以及他们付出的辛劳,笔者并不否认,要在新建筑上体现中国特色也并非易事。有的问题一时辩不清楚,不妨求同存异。笔者只是企望,在以后的建筑创作中,建筑师能够在心里,给追求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多少也留下一些位置,对于“现代化”的真谛,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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